这样，君主把法律看得比亲贵还尊严，官吏就把执行法律看得比尊敬老师还严肃，百姓也就把接受法律教育，遵守法律看得比祭祀祖先还要神圣。
另外，或许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宪法》第5条已经规定了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遵守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都不得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其中所说的一切国家机关当然包括法院。因为，法院不越权适用宪法裁判案件本身就是我国宪法包含的一项准则。
1.法院根据宪法裁判案件的职权从来是与解释宪法的职权和监督宪法实施（违宪审查）的职权联系在一起的，世界上从来没有过不享有违宪审查权、宪法解释权而能够根据宪法规定裁判案件的法院，也没有这类判例或事例。此处所说的已经发表的修宪资料，主要指当年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彭真代表主任委员叶剑英向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所做的关于宪法修改草案的说明、向五届全国人大所做的修改宪法的报告，以及他的其它一些相关的讲话、报告。最高法的这些制度化安排已经二十多年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其相关机构对之十分了解，从未表示过异议，应该可以理解为已予认可。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创制的法规范性文件相比，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和军事法规虽然法律位阶较低，其法律效力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42]也低一档，但它们在法院面前的法律效力与前者却是同等的。[39]《立法法》第47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法律解释同法律具有同等效力。
法院必须遵守宪法，但谈不上依照宪法规定行使审判权。[16]要准确解释《宪法》第126条依照法律规定中的依照一词并进而说明其与法院、宪法的关系，我们必须先在法律实施、法律遵守、法律适用的框架内给予它一个合理的定位，然后再在宪法实施、宪法遵守、宪法适用的框架内给它一个更具体的定位。看这样子成不成？我记得程世清同志说，地方法院根本不要。
林彪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是全国全军的副统帅。七八宪法恢复了国务院的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地位，恢复了由人民检察院行使检察权，但是在整部宪法中仍然找不到立法权。孙中山结合中国传统的治理经验，提出了不同于贡当斯的五权分立，即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监察权、考试权的分立。如果我们能够真正坚持中共十三大的政治体制改革路线，实现邓小平和胡乔木（更不用说胡耀邦和赵紫阳）的遗愿，宪法序言中将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的提法，整部宪法中将不再保留任何个人的名字，从而迈向真正意义上的宪法和宪政。
这个问题嘛就是有人提议人民法院不要了，同公安机关合并，也就是司法、检察、公安统一起来。第五十八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
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党章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还有一种不占多数的意见，说注意到国际的影响，还是暂时保留着好。第二，它通篇没有提及外国人的名字。
其实邓小平并没有真正了解权力分立的理念与实践。邓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的著名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指出：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现在，其始作俑者已经告别了那段历史，作为学生的我们，没有必要继续坚持老师过去犯下的错误。这个说法与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相互照应的。
第一百三十一条：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把劳动知识分子列入了劳动人民的行列，比斯大林宪法清晰了一些。
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都规定，公民的义务首先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国民政治、法律地位平等的诉求中产生了‘公民的概念。
在稍后制定的新宪法条款中，所有提及共产党领导的文字都被取消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是孟德斯鸠建议的以权力制约权力的一种制度设计。第十四条：国家坚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各个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地位。如果用宪法来硬性规定公民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种宪法就成了名义性宪法，人民的拥护也变成了虚情假意，只要强制力不再有效，拥护就会即刻变脸为反对。众所周知，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而且应有高度稳定型和长久有效性。这种说法其实是七○宪草、七五宪法的翻版，但讲话的人或许已经忘记了过去迭宕起伏的制宪历程，或许就是要翻文革的案，把中国重新引向四人帮的时代。
于是投机分子混入党内，从各方面来破坏党。争论的另一方，则搬出了邓小平的文章作为依据。
七五宪法把括号中的内容转入第二条：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删去执行机关、行政机关，就不那么绝对地把三权鼎立突出了。
最重要的一处更改是，不再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他还说胡绳也是这个观点。
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国家的领导。大家知道，朝鲜是现在世界上少有的仍然坚持个人崇拜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是中国七五宪法、七八宪法的选择，取消五四宪法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条款，大量使用涉及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字眼——工人阶级、工农兵、工农子弟兵、卖国贼和反革命分子、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地主、富农和反动资本家、社会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等。总统制与议会制、人民代表大会制一样，三权中有一个最高权力机关，这就是国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以苏联宪法为母本的。以上中共党章和宪法的规定以及领导人的讲话，都明确无误地说明了：党在国家之中，党在人民之内，法比权大，党中央也要服从宪法。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宪法，是把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主体国家建设思想和国家建设业绩加以法律化的金日成宪法。中共十三大所确定的以党政分开为重心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可以说是继承与发扬了八二宪法中的宪政因素。
新党章关于‘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规定，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原则。从中央到基层，一切党组织和党员的活动都不能同国家的宪法和法律相抵触。
七○宪草第二条的主要内容——毛泽东主席是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元首，是全国全军的最高统帅。也就是说，由政府领导法院，这样就与三权鼎立划清了界限。然而，中国五四宪法的正文中只字未提共产党，是当时的一个异数。结果党员‘因党而骄，在政权中工作的党员自高自大，盛气凌人，自以为是，看不起非党员，自己可以不守法，不遵守政权的纪律和秩序。
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8月22日晚，即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的前一晚，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在庐山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
1989年4月，中共中央对台办主任汪锋曾告诉台湾《天下》杂志发行人殷允芃，小平同志已经考虑把‘四个坚持从宪法里拿出来，只放进党章。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
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这是政治学的铁律，防范之策，一是以权力制约权力，二是以权利制约权力。所以，权大法大争论的实质，是党和国家的关系问题：党在国家和人民之上，还是在国家和人民之中？党的决议、指示、纪律重于国家宪法、纪律，还是党的一切活动都要遵守国家的宪法、法律？争论的一方，仍然想延续七○宪草、七五宪法、七八宪法的某些提法，理由是不能把这些文件完全视为林彪、四人帮的产物，毛主席、周总理也亲自参与了制宪过程。
